何谓“学额”：政治资源的空间分配
清代学额，简单一点讲是指童子试（院试）录取的府州县生员（俗称“秀才”）的名额。清代科举制度基本沿明制，但是吸取明代的教训，对学额制度进行改革。它对各级学校每一科录取的新生实施限额。考生没有取得功名之前称为“童生”，考生入学后称“生员”。生员分为廪膳生员、增广生员和附学生员，廪生、增生是岁科两试中按名取前列者，每月有廪膳费，刚录取入学的生员称附生。
中国古代学额制度是政治资源空间配置的重要载体。学额的分配实质上是国家资源和权力在基层的分配。清代“科举必由学校”，然入学有定额，即学额所限。正因如此，在清代，学额堪称第一等重要的社会资源，成为各地、各方争夺的目标。秀才是清代基层绅士的主力，入学，成为秀才（生员）是获得进身和入仕的第一道门槛，意味着摆脱了“民”的身份，拥有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特权。
顺治九年，各地学宫立卧碑文：“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门官以礼相待。”康熙九年，礼部题准给予生员一些优恤政治待遇：“生员如果犯事情重，地方官先学政，俟黜革后治以应得之罪。若事讼小事，发学责惩，不得视同齐民，一律扑责。”
清朝的最后一位科举人钟毓龙谓：“秀才对长官，别于平民者三事：一、但须长揖，不必下跪。二、自称生员，不称小底。见知县称父台，见知府称公祖，不称老爷、大老爷。三、非先咨请斥革，即犯法亦不能用刑。”虽然生员见知县、知府可以不称老爷，但平民百姓却必须称生员为“老爷”，所谓“举贡生监，无不老爷”。成了生员就意味着步入绅士阶层。同时，若进一步参加科考，中了举人，则进入官绅阵营。举人之出路，自以得中进士为正途。若会试屡屡不中，则尚有两出路，谚所谓“头顶知县，脚踏教官”。
正因为如此，众多士人耗尽毕生精力也要入学。据张仲礼统计分析，19世纪平均一个县的童生数要略高于1000人而学额却只有区区几十。
分配原则：文风高下，钱粮丁口多寡学额的重要性已如上述，清 *** 对于各府州县学的定额原则，在《学政全书》、《会典事例》等政书中只有简单的一句话：“顺治四年，定各省儒学，视人文多寡，分为大、中、小学。”商衍鎏先生结合自己科场切身经历写成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则加上了钱粮丁口，称：“每县学额，按文风高下，钱粮丁口多寡以为差，分为大、中、小学”， 并在《序例》中说清代科举制度“多承明制”。清人福格亦曰“按其地文风盛薄而定”，并谓“考此制准乎明季之法”。文风高下的内涵除了指中举、中进士人数，还包括应考童生人数，钱粮丁口则指地方的人口和所交赋税。
学额的分配清代对学额的厘定始于顺治四年。据嘉庆《钦定学政全书》载，该年“定直隶、各省儒学，视人文多寡，分大、中、小学；取进童生，大学四十名，中学三十名，小学二十名”。同时还确定廪膳、增广生员的数量：“直省各学廪膳生员，府学四十名，州学三十名，县学二十名，卫学十名，增广生员名数同。”当时清廷入关不久，百废待兴，这一额度可能有点过于优待，因而仅过10年便对此做出了调整：“顺治十五年题准，直省取进童生，大府二十名，大州县十五名，小学或四名或五名”。但这次调整似乎又有点过于苛刻，尤其是对低端的学校，于是12年之后做了第二次调整：“康熙九年题准，各直省取进童生，大府州县仍旧，中学十二名，小学或八名或七名”。这次调整虽然只针对小学，但其额度增幅较大，对于提升文化的普遍水准显然是十分有益的。
康熙的这次调整看来还是比较有成效的，直到半个世纪之后雍正才又重新调整：“雍正二年奉上谕：我圣祖仁皇帝寿考作人，六十年来，山陬海蹋莫不家弦户诵，直省应试童子人多额少，有垂老不获一衿者。其令督抚、学政会核人文最盛之州县，题请小学改为中学，中学改为大学，大学照府学额取录”。此后，清代各府州县学额等级总例没有变化。
此表反映的是全国总体的情形，就长江三角洲地区而论，上述总例基本上不起太大的作用。正如李世愉先生所言：“由于各地文化事业发展极不平衡，因此，实际上的学额在某些地区还是有差异的。”乾隆《江南通志》记载，“国朝顺治五年定额，府学六十名。”不仅府学，顺治五年江南各州县的入学额例也与上述全国总例有所不同。乾隆《江南通志》载“大学四十名，中学二十五名，小学十二名”，中、小学均较全国总例稍低。
而当顺治十五年全国学额大幅下调之际，江南一带明显表现出了较高的相对水平。乾隆《江南通志》载，该年“定额府学二十名，大学十五名，中学十二名，小学八名”。与全国总例相比，府学、大学、中学相同，而小学高出接近翻倍。不言而喻，就学校数量而言，各类学校中为数最多的正是小学。江南一带学额总量之偏高可想而知。康熙九年全国学额总例稍有反弹，唯一的变化正是将小学由4-5名提高到7-8名，亦即以江南此前的水平作为全国通例。
康熙二十八年，在全国学额总例并无变动的情况下，江浙的学额再次上浮。据《钦定学政全书》所载，该年奉上谕“江浙人文繁盛，增广入学额数”，结果议准“小学十二名，中学十六名，大学二十名，府学二十五名”。这一调整等于已经将半个世纪后的学额上调幅度提前兑现了一半。而后来那次学额上浮，并非全国整齐划一，其适用范围只是“人文最盛之地”；从乾隆《江南通志》的记载可见，这一带正是该政策的实施地区。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总例”、“通例”只是一个政策性的平台，并不是决定学额实际的唯一因素。在这一基础上，还有两种措施可以导致学额的增广。其一是恩广，即每当朝廷有大典或喜事，由皇上下恩诏临时增广一定的学额。另一是捐广，即当国家危困、需财孔急之际，往往通过开捐的手段让地方输财以增广学额，特别是平定三藩之乱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大规模的捐广学额。
学额作为一种稀缺性资源，又是 *** 控制地方社会的有效手段，要提高取额等级十分困难。整个清代，除制度性的普调外，极少地方能提高取额等级。与此同时，不提高学校等级，仅增加学额少许，也绝非易事。然增广学额是各地的普遍愿望，只要有机会，如辖境调整、户籍变更之类，各地都会充分利用，务求增广。
古代是怎样进行“高考”的？
雍和宫求学业拜雍和宫大殿的西南讲经殿内的文殊菩萨。但是任何学业考试都是需要平时的积累和不断努力的学习才能获得好的成绩，这样的成绩才能持久和真实，大家心诚则灵，上学期间一定要认真听讲，好好学习，满腹学问才能考出好成绩。
如果平时不努力，临时抱佛脚的做法还是行不通的，所以在前往雍和宫拜菩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心里诚实，学到了知识再去拜。
雍和宫的由来
雍和宫原址为明太监官房。康熙三十三年1694始建，初为雍亲王府。雍正即位后，将其中的一半改为黄教上院，另一半作为行宫，后行宫为火所焚，遂于雍正三年1725年将上院改为行宫，称雍和宫。
雍正十三年1735，雍正帝曾停灵于此，宫中主要殿堂的绿琉璃筒瓦均换为黄琉璃筒瓦。
乾隆九年1744，雍和宫改作正式的藏传佛教的寺庙，并成为清政府掌管全国藏传佛教事务的中心。
解放后，政府于1950年，1952年，1979年，进行全面修整，并于1961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对外开放。
1957年10月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公布了包括雍和宫在内的北京市第一批39个文物保护单位。
1961年3月，雍和宫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封建时代，无论从何种角度讲，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两个极端对立的利益群体。这种利益对立并不一定只通过你死我活的阶级对立表现出来，更多的时候，是通过一种合理的释放途径来表达。阶级对立不宜夸大，而是应尽力模糊、弥合甚至是消除。这种模糊、弥合的措施，就是科举制度。今日寒窗苦读，明日庙堂高座，虽然皇帝老子的位子永远不可能通过几场考试能获得，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声，却也不必再通过轰轰烈烈的流血牺牲去实现。学子笔锋一转，胜千军万马鏖战千里，这造就了千百年来千百万士人学子前赴后继的赶考奇观。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家天下，皇帝家的官员，自然由皇帝说了算。中国古代的皇帝选官制度，便是从皇亲国戚的家族势力开始，进而推广及天下的，即由门第选人到唯才是举，途经便是考试。 魏晋时期，官吏大多从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选官以家族、门第为标准，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入朝做官，而且升迁快速，公卿机要职务全被他们占据。出身寒门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依靠自己的才能谋得一官半职，却位卑权轻，无法担任中央和地方的高官职位。高门无士庶，寒门无王侯，一个人能否有所作为早在他出生之前已经确定，此所谓?士庶之别，国之章也?。 以门第取人弊端显而易见，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泾渭分明，地方官员和士族官僚选拔晋升体系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隋朝统一中国以后，隋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着手的就是官制和与官制密切相关的人才选拔制度改革，把选用人才的大权集中在中央 *** 手里，网罗和笼络知识分子，为他们提供参政的机会，让适应封建统治需要的人才来充任各级吏员。 隋文帝时期，正式废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公元605年，隋炀帝设置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正式创立。隋朝奠定了科举制度得基础，以后历代历朝沿用，并逐渐丰富完善。唐代，科举成为定制，宋元明清四代继续相袭。至清朝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清 *** 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共推行1300年。 科举的实质，是封建统治者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隋朝的时候，科举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按照成绩的高低来录取。最初的时候，分科取士刚刚草创，国家并没有统一的法度，进士考试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制度，但是读书、应考和做官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起来。 唐朝时，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等帝王积极推进科举制度改革，选拔了大量寒门人才。有一次考试之后，新科进士鱼贯而入，入朝堂拜见皇帝，唐太宗高兴得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唐代科举考试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考试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考试的内容已经很复杂，常科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等五十多种科目，最为重要的是明经和进士。唐高宗李治以后，进士科逐渐重要起来，许多宰相权臣等都是进士出身。由于考试时间都在春天，因此科考被称为?春闱?。 唐代科举取士规模很小，进士科得第很难，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新科官员中通过科举考试录用的，只占5％左右。而且，进士及第只是取得了作官的资格，还要通过吏部的考试才能作官。 无论如何，对于寒门学子来说，通过科举考试如同鲤鱼跳过龙门一样值得庆贺。科举成绩公榜之后，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新科进士们一起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名显示荣耀，中进士因此又称为?雁塔题名?。新科进士的各种聚会庆贺活动中，有很多王公权贵参加，有很多权贵就在聚会中甄选女婿，这对那些既得官位又得娇妻的穷酸学生来说，真是天大的喜事。 唐代诗人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以此表达高中后的愉悦心情。柳宗元常科登第后，经吏部考试合格，即刻被授予?集贤殿正字?。相反，一些通过了科举考试却没有通过吏部考试的人则没有那么幸运，只能到地方上去任官员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吏部考试三次都没有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唐代科举，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名人推荐，考生因此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趋之若鹜。这种体制隐含着很大的裙带关系和腐败倾向，但是也的确有很多学子因为才华显露头角，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结果受到了极力称赞，白居易的仕途因此得益不少。 武则天时期，女皇帝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一旦通过了考试，学子们可以到殿堂之上由皇帝亲自考问，这是莫大的荣幸。但在，唐代殿试还只是偶然行为，没有形成制度。 武则天还开设了武举，考试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交等科目，由兵部主考，?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武举考试在唐朝末年的混乱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郭子仪，就是武状元出身。他一生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曾两度担任宰相，是中国历代状元中唯一一位官至宰相者。 唐朝还诞生了一位文武双科状元，823年，郑冠高中文科状元，828年，郑冠又中武举状元。他因此成为中国历史唯一先考取文状元又中武举状元的人。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进士科的重要性则更为突出，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这时的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誊录，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防止 徇私舞弊。宋太宗时，开始对殿试实行糊名制；宋仁宗时期，省试、州试实行糊名制，后来又进一步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考官评阅试卷时，考生姓名、字迹等均无从辨认，对防止主考官徇私舞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明王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科举考试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明代士人要参加科举考试，必须先进入学校。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三年一次。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举行。殿试在会师后当年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科。殿试完毕后，次日改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状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明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 明代科举主要考八股文，为了功名，读书人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依照题义阐述义理。写作八股文措词要用古人语气，代圣贤立言；格式要符合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必须对偶。八股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八股文一般分为六段，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起源。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也把科举制度引向绝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古谚运：学而优则仕。书读好了，就可以做官，这就是科举制度的结果。于是，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科场功名成为读书人的原初动力和毕生追求，甚至七老八十的书生入场应考也是常有的事。历代?白发童生?、?寿星举人?是科举考试中十分普遍的现象。康熙年间，广东顺德有个百岁老人黄章，竟 在曾孙的搀扶下，千里迢迢到京师会考。科考中舞弊成风，贿买、夹带、顶名、冒籍、枪替、传递等等诸种作弊手段五花八门。雍正十一年，河南学政俞鸿图担任主考官，一次就卖了47个秀才，赚得12000多两的银子。而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在光绪十九年（1893）为儿子考举人密定关节，最终败露而遭牢狱之苦。 近代西方船坚炮利和现代科学的严厉冲击下，科举制终于走入了死胡同。1898年戊戌变法，发奋图强的维新派宣布废除八股考试。但不久变法失败后，科举又得以苟延残喘。1901年，为缓和内外交困的统治危机，慈禧宣布实施新政停止八股。1905年9月2日，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江总督周馥和湖南巡抚端方等高官，联名上奏朝廷，提出?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当天，清 *** 以光绪皇的名义颁下谕旨，宣布：?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科举制度正式终结。 客观评论，科举制度在长达1300多年的历史中，创造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体系。正是这种考试竞争体系延伸出来的官僚选拔制度，将封闭的等级社会转变成为一种流动的等级社会考试选举社会?，把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推向顶峰，超过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科举制度在千年的运行中，不仅成了中国政治社会的核心，也成为是学术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成为官方和民间的双重圣典，也成为传统中华文化的重要核心。 不容否认，考试制度确弊端明显，但它的最大优点就是相对公平，考生的分数压倒门第、血统、关系、金钱等等诸种因素，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